倾诉人：文婷，女，32岁，温江人，公司职员

　　婚恋状况：结婚以来，丈夫一直以“男女问题”为由实施家庭暴力……一忍再忍之后，她终于下决心离婚……

　　1月初的时候，记者曾收到文婷的手机短信：“8年的家庭暴力，今天把它全部写下了，可以寄给你吗……”但信却一直没寄来。1月21日下午，文婷从温江坐车赶到了盐市口。记者赶到时，文婷刚从四川书市逛完出来，拎着的塑料袋里，装着几本女性杂志。大红的羽绒服，长发，一张跟年龄不太相符的有些沧桑的脸，笑得很勉强……在繁华的盐市口，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并不太容易。走了很远的路，终于在陕西会馆的茶室走廊下坐了下来，文婷说：“说实话，我现在都麻木了，早几年，只要跟人一说这些事，就要哭……”

　　他乱说我是一个“不正经”的女人

　　我和丈夫马龙是1996年初经过旁人介绍认识的，发展很快，大概两三个月后就确定了关系，5月就结了婚。他家在温江的一个镇上，他在一家公司当驾驶员。曾听别人说他脾气有些暴躁，可也没在意，心想男人结了婚，脾气大多会改变吧。

　　可结婚后才慢慢发现，他在男女问题上极为敏感，敏感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。他从来不许我化妆，夏天的时候，穿衣服连脖子都不许露出来。有一次我穿了一件吊带上装，外面罩了一件衫子，他连门都不让我出。我赌气要穿出去，他就堵在门口威胁我：“你敢穿出去，我撵到大街上都要给你撕了……”这种情况愈演愈烈，后来发展到坐公交车都不能跟异性挨着坐，不能和异性同事一起走路。由于我们上班都是坐厂里的交通车，有时候不可避免要和男同事挨着坐，可要是被马龙看见，回家后都是非打即骂。好像是在1999年7月，有一次马龙到厂里来找我，正好我和一个男同事一起到领导办公室去，迎面看他走过来，我正要招呼，他却头也不回就跑了。晚上下了班回家，劈头就是一顿暴打，非说我跟那个男同事有关系，“你们天天在一起上班，没关系我都不相信……”

　　如果说怀疑我和同事有关系是他不熟悉我的工作，可他对亲戚朋友都这样怀疑。有一回他过生日，带了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，想到是他的朋友，我也很给面子，忙前忙后的。本来一直挺高兴，可他的朋友刚刚出门，他就抓着我的头发拖着就打，我一边躲一边哭，问又是哪里得罪了他。他居然说我一直跟他一个朋友眉来眼去的，“是不是看他长得帅？居然互相递眼色……”

　　反正我现在觉得他已经有点变态了，疑心大得很。他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翻看座机上的来电显示，发现不熟悉的电话就问：“男的还是女的？”有一回一个女同事打电话来问买房子的事，电话刚放下，马龙就说：“肯定是你的情人。”跟他解释他又不听，非得回拨过去，听到是女人的声音赶紧就挂掉。为了不必要的麻烦，有时候我打完电话就把来电显示删掉，可他回来要是没看到号码，就说我一定是打了见不得人的电话……

　　其实，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，可他似乎认定我就是一个不检点的女人，是个淫妇。曾有朋友劝我带他去看心理医生，可马龙坚决不去，说自己没病。

　　八年婚姻生活，我没有一点尊严可言

　　如果说马龙在我男女交往问题上的猜疑，是对我精神上的侮辱，那8年来的无情殴打，则是对我身体上的最大摧残。

　　结婚没多久，我们就有了小孩，由于是早产儿，当时差点没保住孩子。因为体质差，后来孩子经常生病，马龙就指责我和母亲不会带孩子。在那期间，我第一次被马龙殴打。我记得那天中午，我一边看孩子，一边洗衣服，结果饭煮煳了，马龙回来没饭吃，把我按在地上就打……在此后的8年中，挨打就成了家常便饭。

　　凡是他觉得我跟异性有嫌疑，最后的结局都是痛打一顿，有时候怕邻居来劝，他就把门窗关上，在屋里打我，还不许哭。打完之后，如果我要上班，他绝不许我哭着出去，要把眼泪擦干，以免单位领导批评他。有一次下班的时候，我先上车坐下，我们科长上车后，坐在了我旁边。我担心被马龙看见，又要挨打，站起来打算到另一个位置去坐，科长却跟我说开了工作上的事，我不好离开，只好坐下来。交通车快要到家的时候，我远远就看见马龙在路边走着，连忙低下头去，想躲开他。没想到车一停下，他已经站在车门边了，探着头朝车里看，被他抓了“现行”。回到家他就问：“为什么要跟科长坐？”我解释半天他也不信，就拖着我打，嘴里还一边骂：“不要脸……淫妇……荡妇……”到了晚上，我还没哭完，他又要跟我做爱。我不理他，他就把我按在床上打，说我跟别的男人舒服完了……

　　除了男女问题挨打，其它时候的殴打更是没间断过。前年下半年，他妈病了住院，我天天守在医院照顾，马龙有时候晃一下就跑了，人影都看不到。有一回他跑到医院来要钱，我说钱都交治疗费了，哪里还有？见我不给钱，就在他妈的病床前，他伸手就是一耳光，骂我把钱给野男人了。他就当着医院里那么多人打骂我，我连嘴都不敢还，好在他妈很喜欢我，狠狠地骂了他一顿，他才不得不收手走了。

　　去年5月，我家附近开了个蛋糕店，每天排起长队的人买，我想他妈喜欢吃蛋糕，带着孩子也去排队。刚刚把蛋糕买好，马龙开着车在路边叫住我，我以为他让我搭便车，便高高兴兴地上了车。他却恨恨地骂我：“老子在外头忙，你居然在街上晃起耍……”我解释说是给他妈买蛋糕，他也不理，还是骂，一边开车一边腾出手来打我的耳光。后来车在路边停的时候，我下了车就跑，马龙在后面追，要把我拖回车上去，我说我不想回去挨你打。他就说我不给面子，在街边就打起来，在地上拖来拖去地打，孩子在车上哇哇大哭。路人看不过去，都指责他，他却理直气壮地说：“这是我的家事，不关你们的事。”许多人知道他脾气火爆，都不敢管……

　　2005年妇女节那天，单位组织职工出去玩，我怕马龙又说我和同事怎样怎样，就没去，一个人跑到妹妹那里去玩。中午的时候，马龙果然打电话来问我在哪里，我说和妹妹在一起，他不信，我就赌气说：“在约会。”没想到他竟然信以为真。当天晚上，我换了睡衣正准备睡觉，他冲进来把我按在床上就打，衣服都撕烂了，神情十分可怕。

　　8年了，我觉得自己完全成了他随意殴打的玩偶，完全没有一点尊严可言，更不要说什么夫妻感情。

　　我在他无数次爆打之后，又一次次沉默

　　在这8年中，我不止一次地想到和他离婚，结束这种噩梦般的生活，可是又因为种种原因放弃了，也许是为了孩子，也许幻想他能改过……

　　2001年，是我们第一次为离婚的事走上法庭。当时因为妹夫要到西藏去，我们一家人都去酒楼为他送行，但马龙却不愿意去，我妈就在电话里责怪了他几句。晚上我回到家，马龙就骂我丢了他的脸，说我和妹夫有关系，要不然就不会那么热情。他把屋里的东西全部打翻在地，把我从一间屋拖到另一间屋，边打边骂……一直到12点，他才终于住了手。我实在坚持不住，就出门回娘家去了。

　　我觉得自己已经没法坚持过下去，就正式向法庭起诉，要求离婚。马龙慌了，就找他干爹干妈来劝我，把我拉回家，让马龙给我认错，写保证书。看他痛哭流涕的样子，我又心软了，只好去撤诉。这些年来，每次都是这样，打过之后他就道歉，当着亲友的面，法官的面，写过好多次保证书，却没有一次做到。

　　我“威胁”马龙说要去找妇联，后来我又请了律师，再次准备起诉离婚。律师找到马龙，他说如果补偿他10万元就离婚，还说房子也是共有财产。房子是单位当年分的，6万多元都是我交的，他平时从来不拿一分钱回家，现在凭什么又变成了共有财产？在法庭上，他又保证说要改正，后来又说儿子没人煮饭，饿了几天。看在儿子的份上，我又回了家，马龙当着法官的面写了保证书，说要对我好，对父母好。可回家后却又变本加厉。

　　我和孩子先是住在表弟家，马龙找上门来闹事，把表弟打伤，我只好拨打了110，又通知了他单位的领导，他才悻悻地离开了。我也只好搬到妹妹家住。其实，马龙一直都说我和妹夫有不正当关系，以前，为了不影响妹妹的生活，我很少去她家里。现在我也不怕了，身正不怕影子斜。过了几天，一个邻居在街上碰到我，说马龙在小区里到处宣扬，说我跟男同事一起看黄碟，淫荡得很……这更加坚定了我离婚的决心，我找了律师，现在都是律师去和他接触，我春节也不打算回家过了，我不想再见到他。

　　我原来觉得离婚会对孩子成长造成影响，可现在看来，在打打闹闹中，孩子的性格却越来越孤僻……这些年来，我一直都是一忍再忍，依然尽量地对他好，给他买衣服，买摩托车、手机……尽量不跟男同事相处，不和他们说话，连茶楼都很少去，每天下了班就呆在家里打毛衣……却没有换回他哪怕一丁点的良知和悔改。

　　·再采访·

　　为进一步了解情况，记者打通了文婷妹妹的电话。文婷的妹妹表示，自己跟姐姐同在一个单位上班，所有的同事都知道，文婷的老公对她太过分，不能跟男同事说话，不能跟男同事走在一起。他也因此得罪了所有的亲戚，“我觉得他可能是多疑症，是一种病态”。

　　说到马龙诬蔑文婷跟妹夫有男女关系的问题，作为“当事人”，文婷的妹妹坚决地表示那是不可能的事。因为马龙不单单说自己的老公和文婷有关系，还说文婷和亲表弟也有关系，凡是她身边的男人，马龙都这样说。她认为文婷现在过得很抑郁，住在外面，有家不能归。作为亲友，希望她这次真的能离婚，“这样活起太痛苦了”。

　　·对话·

　　记者：平心而论，你觉得自己现在对丈夫还有感情吗？

　　文婷：有一点吧，但不深。每次挨打后，我都是对他更好。他却说不好。

　　记者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？

　　文婷：家庭的那种感情吧，其实，他除了喜欢打人，其他方面并不太坏。

　　记者：这么多年，你们最终没有分手，你认为只是因为孩子吗？

　　文婷：对，我是这样想的。但他认为是因为我放不下房子。

　　记者：有没有幻想他会改好的原因呢？

　　文婷(苦笑)：当然有，但每次都很失败。

　　记者：为什么在挨打后选择离家出走，而不是求助于法律呢？

　　文婷：不敢呆在家里，会被他关着打。他说我是把心跑野了。我也晓得求助法律，但因为娃娃，法律好像不起作用。就像这次离婚，律师说要我找“家庭暴力”的证据，现在到哪里去找？

　　婚姻的容忍底线

　　没有容忍的婚姻，肯定不会长久。但这个容忍到底有没有一个底线？难道还需要无限期的一忍再忍？甚至不惜以人格尊严和生命健康为代价？

　　杨子试图在文婷的讲述中整理出一个“主次”来，但总是显得有些勉强，因为在“暴力”和“猜疑”的主题之下，文婷的遭遇如此之多，连她自己都分不清哪一次被打得更厉害，哪一个伤口更有“纪念意义”，哪一次让她的决心发生了变化……一切都在容忍中麻木，麻木得只剩下几个字——反正又是被打。

　　她是在容忍和幻想中度过的，总认为以后会好一点，但一次次变本加厉，终于成为习惯。她把容忍的底线一再放低，最后却变成了没有底线……

　　采访结束后，文婷给杨子发来短信：“昨天学校开家长会，学校请了一位心理专家，她有句话让我无法忘记——你有没有获得幸福的能力。我难道没有吗？”杨子以为，每个人都有获得幸福的能力，如果你有足够的决心“爱自己”。